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评价
1、孟德斯鸠说中国
(1)、南宋还有个知府不小心买到了假药，把药铺老板抓起来打了六十大板。知府明着说其他东西造假我可以不管，药材怎么能造假呢？这是要出人命的。
(2)、持平而论，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描述和评论，亦不无言过其实之处。这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理想倾注于对中国的颂扬，把中国的现实或多或少地理想化了。这并非说他们笔下的中国是凭空捏造，而是说，他们对中国的弊病所采取的回避或粉饰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3)、 事实上，“无商不奸”的本意是“无商不尖”，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商人卖米时将米在器皿中堆出一个尖以示不缺斤少两的诚信行为，但在自由精神缺失的中国文化的长期浸淫之下，纯良的风俗消失了，古代商人在商业中表现出的“无商不尖”的诚信美德逐渐演化为“无商不奸”的恶劣品德。今天中国商业活动中的种种恶劣行为，例如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假冒伪劣产品，充分地证明着以“无商不奸”来评价中国商业与商人是恰如其分的。但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的是，中国几乎从未有过孟德斯鸠意义上的商业，或者说，中国几乎从未有过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商业环境。因此也就不会演化出文明与美德，这正是中国人今天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正相反，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在物欲横流的同时，市场竞争也造就了美德在中国社会的滋生与成长。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与四十年前相比，其工作人员今天的服务态度与素质，不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吗？这种改变的发生正源自商业竞争产生的压力。
(4)、中法两国相距数万里之遥，当时交通不便，孟德斯鸠虽热切地希望了解中国，却从未到过这个古老而遥远的国度。他了解中国的途径主要在于阅读和间接的接触。
(5)、这部游记对孟德斯鸠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安逊的这部游记初版于1749年，那时，不仅《波斯人信札》已出版二十余载，《论法的精神》也已问世一年。这就是说，孟德斯鸠在写作这两部名著时并未利用安逊提供的材料；换言之，安逊的游记对孟德斯鸠中国观的形成没有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早在安逊的游记出版前就已基本形成。
(6)、而我们对中国历史上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相较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遥遥领先的。
(7)、在17-18世纪多数理性主义者那里，法律只是一个附带的和从属的话题。由社会契约而生公共的权力，后者又衍生出法律，理性主义者的主导领域是哲学和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自然法的理论导向了公法的理论，或者说，近代法律理论是政治学下的法律理论。而孟德斯鸠的独特之处，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8)、我们认为，此种看法言之成理。这类游记确实影响了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他对中国的不良印象除来自此类游记外，还来自他一生中接触过的唯一的中国人黄某。
(9)、上文已经提及，三种政体的理论是孟德斯鸠的主要学说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他全部学说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其他制度，诸如教育、司法、税收、贸易等等；政体变则一切皆变。
(10)、国家疆域庞大，不方便治理怎么办？他们想出了郡县制，2000多年来，县的基本功能就没有彻底变过，一直沿用到今天......
(11)、可能有人会问，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是中国的历史？
(12)、 如果你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如果你不是带着偏见或有色眼镜去观察那里的社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你一定会发现，三百年“无情的”商业竞争或市场经济在创造了富裕文明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地具备了美德。可以说，写在中国古书中的那些美德，在西方社会的市场竞争过程中，被人们广泛地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当然，那里的生活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非商业竞争或市场经济之过，而恰恰是由于人们不能深刻理解市场经济而犯下的诸多错误所导致的。例如高社会福利政策导致的文明与美德的衰退。
(13)、(作者简介)徐爱国，生于1965年11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西方法律思想史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法理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比较法学会副会长。
(14)、不过，严复却对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提出了批评。他说，大国适合专制，小国适合民主，这套理论符合古代国家的情况，而不适合解释现代的国家。比如，美国与中国面积不相上下，但是美国并非专制国家。严复说，交通与通讯发达之后，小国与大国并无实质性差异。(89)与之相反，严复认定，国家的强弱在于爱国之心下的“地方自治”，也就是把“国群自由”放在首位，不在乎个人的“小己自由”。(90)对比而言，西方“合群而立治，而吾国自三代至今，所以与其民者，不过乡射、傩赛之事而已”。(91)再如德国，它“处四冲难守之地，国之难立，为五洲最”，然后它“去分为合，乃以铁血范成”，之所以强大，在于“君臣上下，百数十年一意抟心，不忘目的，昔之至弱，乃今至强”。(92)反观中国的情况，“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遂使泰西诸邦群呼支那为苦力之国”。
(15)、那么，地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具体呢？我们能不能突破它的限制，又该如何突破？
(16)、 他在名著《历史哲学》中称中国人喜欢自称“奴才”，觉得生来是给权势者拉车的，逼他们往水深火热中去也会心甘情愿，并认它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这样轻微”。他们在人格上尚未长大，精神上还没有成熟；又指出中国人没有像样的宗教，从而缺少应有的信仰体验。如果有“宗教”，也是宣传“依赖”的，依赖“天”和各种自然现象。在德国，作为自然主宰的天，可以比做上帝，但这种认识在中国人的思想之外。中国人膜拜的“天”是现世的金钱与权势。
(17)、1737年6月2日，孟德斯鸠在巴黎会见了传教士Assémani。此人是法国派往叙利亚的耶稣会士，曾到过中国。在这次谈话中，他向孟德斯鸠介绍了在华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一些情况。
(18)、在政治制度方面，孟德斯鸠认为，古代中国专制与法律并行，法律试图遏制专制的政治，但是在实践上却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55)
(19)、为此，我们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复旦教授葛剑雄先生，带大家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切入，用50个关键词深度解读中国史。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中国史，也能够透过历史启发个人的思考。
(20)、与这些启蒙思想家大抵生活在同一时期而略早的孟德斯鸠，是以法国的启蒙思想先驱之一而留名后世的。他一生中也以极大的热情了解和研究中国，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和评论。不过，他与伏尔泰、魁奈等人不同，毕生不曾写过一部专著或一篇论文集中地讨论中国。他对中国的论述散见于自己的各种著作。
2、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
(1)、本文通过整理18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商人、冒险家、旅行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从事的各种翻译、记录活动，研究史料影响法国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受容方式。长期以来，有关启蒙时代中国热的研究多立足于法国哲学家的不同政见来解释他们的分歧，批判的倾向会导致在书写文学接受史时缺乏历史维度。史料对比研究有助于夯实相关研究基础，开辟新的研究疆域。
(2)、 人格构造的萎弱，信仰体系的坍塌，最后造成中国国民性的障碍性异化。中国人为求生存，可以忍受贫穷的煎熬、异族的压迫，以至被羞辱而无动于衷。
(3)、在孟德斯鸠眼里，雅典、拉栖代孟、罗马共和国、迦太基是典型的共和国，英格兰外表是君主国，实际上为共和政体，(39)而在亚洲，包括俄罗斯，“世界上专制主义可说已经生了根”(40)共和国多见于欧洲，亚洲与非洲“一直在专制暴政的重压之下喘息”。(41)对于古代中国的政体，孟德斯鸠的看法是不明确的，在政体与法律的理论部分，他认定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在风俗与法律的理论部分，他又说中华帝国是一个带有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性质的专制国家。
(4)、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动乱不已呢？孟德斯鸠考察了其中一个现象或原因，他写道：“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方去谋生；结果各地盗贼便三三五五结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都在初期就被消灭了；其他的增大起来，可是又被消灭了。但在那么多而且又那么遥远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帮恰巧成功了。它便维持下去，壮大起来，把自己组织成为军事团体，直接向首都进军，首领便登上了宝座”。(第128页上册)
(5)、 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这样轻微”。他们在人格上尚未长大，精神上还没有成熟。
(6)、严复在译案中，对中国多妻制度及近代的改革作过评价。他说，中国的多妻制源于《周易》“一阳二阴”之说，认为中国“多妇之制，其累于男子者为深，而病于女子者较浅”，“大抵如是之十家，其以为苦境者殆九”。要改变多妻的制度，中国会面临诸多的问题：其中国为宗法社会，“无后不孝之说，鲠于其间”；其中国早婚的风俗，会使“乾运未衰，而坤载先废”；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果“配非所乐”，由此不能“禁别择”；其女子如果不能自食其力，那么多妻下的子女就不能养。由此，严复对中国近代废除多妻制抱有怀疑的态度，“吾国他日大忧，将在过庶”，“使中国旧俗未改，宗法犹存，未见一夫众妻之制之能遂革也”
(7)、对于中国的皇帝的命运以及法律管制，孟德斯鸠是这样论述的，他说：“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第128―129页上册)“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到的中国的典章制度之所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第129页上册)
(8)、关于这一点，古阿斯戈的回忆提供了证明：“当安逊的游记出版后，他(孟德斯鸠——笔者)高声喊道：‘啊，我早就说过，中国人不是《耶稣会士书简集》力图让人相信的那样诚实。’”据我们所知，孟德斯鸠对安逊游记的利用，仅限于在《论法的精神》1758年版中添了一句话：“我还可以找出知名人士安逊勋爵作见证。”
(9)、在他与黄某的谈话记录中，这种态度更为明显。他说：“让我们摆脱成见吧，我们把他们(中国人——笔者)说得如此之好，未免言过其实。”“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如此令人赞叹，鞑靼人怎能转眼之间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
(10)、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当然不局限于政治制度。他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人口等等都有不少论述，有的还颇有见地。限于篇幅，此处只能从略。
(11)、孟德斯鸠对中国风俗礼仪的表述，是西方18世纪思想家们论述中国问题的典型代表，严复说：“此卷论中国政俗教化独多，而其言往往中吾要害。”(126)但是，严复对此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说，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评价，其资料都来自杜亚尔德神甫的记载，而杜亚尔德则曲解了中国。据严复考证，甲午末战以来，欧洲商人对中国商业品德的判断，是与那神甫的看法相反的。中国官吏的贪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国的商人却是极其讲究信誉的。严复说，中国人偿还债务的积极表现，是西方人都自愧不如的。比如，中国一直有“父债子还”的传统，即使父亲死了，他的“子孙，一一代其还纳，此尤他国之所罕觐者也”(127)。
(12)、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大多通过来华传教士的译作和著述了解中国。孟德斯鸠当然也不例外。根据他本人的记述和其他材料，他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至少有以下几种：
(13)、再次，连坐和拷问。孟德斯鸠严厉地批评了中国的连坐制度，称“父亲获罪要连坐儿女妻室，这是出自专制狂暴的一项法条”。(73)连坐是专制君主光耀他的裁判、平息他的愤怒的一种表现。在孟德斯鸠看来，拷问、罚金、肉刑及报复刑都是专制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孟德斯鸠在正文中并没有联系到中国，不过，严复在翻译此处的时候，对应中国问题曾予以演绎。他说，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法实为之，吏特加厉之而已”，其惨烈和无人性，经常为西人所垢病。在这一点上，中西存在着区别，中国社会下，司法官“得一囚而炮烙之，攒刺之，*其目，拔其齿，而使之自吐实者”，在西方国家，司法官“钩距征验、旁搜遐访而后得其与事相发明者”。心虑和精力的差异，使得西方之狱“无刑讯而法行”。(74)
(14)、 中国的历史悲剧在于绵绵万里长城挡不住鞑靼文明的入侵。这个文明入主中国，布罗代尔所说的“亚洲铁锤”抡向柔弱的农耕文明，阻止了中国的进步，并伤及民族精神体格的“脊柱”与“膝盖”，迫使它弯腰跪下，养成可悲可耻的“奴才”品性，并有了说谎的习气。这个鞑靼的幽魂，曾走进黑格尔的研究视野，为什么不从民族文明被强暴的视角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为什么把满清一代的文明视为中国文明的全部。中国有满清还有汉、唐，何以不见？黑格尔是讲“辩证”哲学的，但他的中国观太笼统，很不辩证。
(15)、 在十八世纪相隔遥远且交通不便的大洋彼岸，孟德斯鸠何以获得有关中国的讯息？后来的研究表明，孟德斯鸠通过与几位曾在中国居住过的传教士的交往，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对古老中国的观感亦由此产生。
(16)、孟德斯鸠在意大利旅行期间遇见了传教士Fouquet(汉名傅圣泽)。傅圣泽是法国人，1699年到中国传教，在江西、福建等地居留二十年。1720年，他受教会派遣回欧洲，在罗马与孟德斯鸠相遇则在1729年。孟德斯鸠在罗马逗留期间，多次会见傅圣泽，据他在《意大利游记》中说，傅圣泽是他在罗马时晤谈最多的人之一。《随笔》记录了他们1729年2月1日的一次谈话，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和伦理道德观念等。
(17)、孟德斯鸠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培根的经验论和笛卡尔的唯理论，都对他理论的形成发生过影响。(1)在巴黎和波尔多的生活、工作与交友，使他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孟德斯鸠的文才和机智比不上伏尔泰，但是他的学识渊博和论证严谨并不逊色。(2)卢梭的自然法理论和政体理论从孟德斯鸠那里获益颇多。从更广的理论跨度上看，自格劳秀斯提出“自然法就是正当的理性”概念以来，经过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的积淀，孟德斯鸠的理性主义政治法律学说已达纯熟的状态。在《波斯人信札》中，他寻找着“最合乎理性的政府”，认定“能以最合乎众人的倾向与好尚的方式引导众人，乃是最完善的政府”。(3)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他称，人民安定的基础“建立在理性和自然上面”。在《论法的精神》中，他说，自然法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也就是人类本性之“和平”，“寻找食物”，“自然爱慕”和“过社会生活”。(5)在理性主义指导之下，他设计出了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的权力分立制度。他的理论通过文明的传播“成为改变世界文明的一般思想体系的一部分”。(6)权力分立成为了后世法治的核心标志之一。因此，马克思说：“《法国拿破仑法典》并不起源于《旧约全书》，而是起源于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鸠的思想，起源于法国革命。”(7)
(18)、尤为突出的是，严复翻译并评论了《法意》。虽然有时候称“孟氏之言，直百解而无一可通者”，(27)但是他更多时候则发出这样的感叹：“吾翻译此节之文，不觉首俯至地，而叹孟德斯鸠之精神为不可及也”，(28)“吾译是书，至于此章，未尝不流涕也”。(29)对孟德斯鸠的认可甚至崇拜，加上对中国问题的体会和认识，严复广泛地比较了中西法律和法律的精神。“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西方之伦理，先有义而后有仁，而东方之伦理，先有仁而后有义，“此东西治制之至异也”。(30)“法堂之上，吾民匍匐，而彼坐立焉。朝觐之际，彼族鞠躬，而吾泥首焉。”
(19)、孟德斯鸠了解中国的另一个途径是与中国人以及到过中国或熟悉中国的法国人交往。
(20)、伊斯卜朗,《从莫斯科到中国》(E.Isbrand,VoyagedeMoseoualaChine)
3、孟德斯鸠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1)、不过，孟德斯鸠并不认为中国人因为礼而值得信赖，他认定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在贸易实践中，中国人是没有诚信的，“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125)他的结论是：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而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2)、第出于同样的考虑，为了防止民叛，中国统治者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这是“中国拥有优良的政府，不象亚洲其它国家那样衰亡的原因。”
(3)、中国的君主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起义，不得不对专制统治有所节制，以防不测。为此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不实行欧洲那种包税制，以免人民受包税人盘剥；每当发生灾荒时，皇帝还下令减免部分赋税；(2)政府鼓励耕织，兴修水利，以增加生产，使人民不致挨饿。为此皇帝还身体力行，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3)不实行卖官鬻爵的制度，而以科举取士，使各阶层人民均有做官的机会；(4)宫廷设有谏官，专司指陈君主过失之职；对各级官吏均建立监察制度，论功行赏，按过处罚，因而政治比较宽和；(5)提倡以儒教为中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以减轻法律的酷烈。
(4)、孟德斯鸠从黄某口中了解到的中国远不是那样美好的。黄某说，中国刑罚酷烈，凌迟处死时将犯人割成六十余块，而且必令其割至最后一块方断气，否则行刑的刽子手将被处死。他还说，中国的新皇帝继位时，将先皇的三宫六院全部送到市场公开出售。这种说法出自一个中国人之口，当然会给孟德斯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传教士所记述的中国的种种美好之处不予置信。
(5)、第民主政治与宽厚的法律相匹配，民主意味着自由，自由需要政治权力的分立作保障。没有权力的分立，就没有政治的自由，就意味着政治的奴役。为此，孟德斯鸠提出了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与之相互匹配，大逆罪、连坐、思想犯、拷问等法律制度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政治上的奴役之外，家庭内部同样存在着奴役，幽闭妇女和一夫多妻制是家庭奴役制的典型表现。
(6)、第中国的礼仪教育。礼仪如同风俗一样，是人生与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他说，从容自若一旦经过严厉的教师当箴规施教后，就成为固定的东西，像道德原则一样永远不变(122)。中国人的整个青年时代都用于学习礼教，整个一生都在实践礼教。
(7)、由此不难看出，孟德斯鸠确实也看到并承认中国有不少可取之处，中国的政体具有一些为专制政体所不应具有也不具有的优点。但是，他总是用地理、气候等客观原因加以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并非总有说服力。中国是专制国家这个结论在他的笔下始终不曾动摇。
(8)、孟德斯鸠又认为，君主政体除了必须有用以约束君主的基本法外，还必须有介乎君主和平民之间的“中间体”——贵族，由他们在议会中起主导作用。中国既无欧洲式的贵族，更无任何形式的议会，当然只能列为专制政体，此其二。
(9)、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这个小小超市售货员的行为是美好、文明的。笔者进一步要问的是，她的微笑、她的语言所体现的，难道不是一种美德吗？而另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那些驾车走高速的人群中，会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富裕程度与教育程度都远超这位普通的售货员姑娘。但他们对这位售货员姑娘表现出的文明行为与美德，却回馈以冷漠与麻木，你能说这些中产阶级的麻木与冷漠是一种美德吗？那么问题就产生了，一个小小超市服务员可以具备的文明行与为美德，为什么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却完全不具备呢？这至少可以证明，人类的美德并不一定来自于教育，尤其不来自于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道德说教。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位并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售货员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个场景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孟德斯鸠的观察与思考：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我们还需要认识到的是，售货员姑娘在这个场景中表现出的文明行为与美德来自于她的自利之心——希望卖出更多的货物、赚更多的钱。因此，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人的美德来自于人在自由竞争的商业活动中的自利行为——这正是曼德维尔悖论所阐明的真理。
(10)、其实，历史和地理从来都是不分家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地理环境的愈发重视，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历史地理学，人和地理的一切关系，都是它的研究对象。
(11)、他曾先后与弗莱雷和富尔蒙合作，编纂有关中国语文的书籍，兼事翻译。孟德斯鸠认识黄某后，曾与他长谈。这次谈话内容丰富，广泛涉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刑罚、礼仪、语文、科举、政治、历史等方面；谈话过程中，黄某还为孟德斯鸠唱了一首中国民歌。
(12)、关键词：伏尔泰、孟德斯鸠、文献史料、中国形象
(13)、经弗莱雷或戴穆莱的介绍，孟德斯鸠于1713年结识了一位旅居巴黎的中国人黄某(Houang-Ji，亦作OuangeGé，中文名后经确认为“黄嘉略”)。此人系福建兴化人，1679年皈依基督教，受洗时取教名为Arcadio。1703年，他随法国传教士ArtusdeLionne(汉名郎洪仁)到法国，在王家图书馆工作。
(14)、当时不少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国家相对稳定，政制优良是重要原因。孟德斯鸠对此说颇有异议。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纯系地理条件使然，中国的边界，或为大海，或为高山沙漠，外敌只能从北方入侵，所以安全较有保障。
(15)、孟德斯鸠的面积大小与政体相关的理论，曾被美国的制宪会议参与者予以发展。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联邦d人主张建立一个联邦的统一的国家，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孟德斯鸠的理论。(88)大国应该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样有利于集中权力和实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同时，为了防止专制主义，就应该建立各州相对独立之上的统一联邦。这样的联邦就不再是专制主义，而是共和主义。
(16)、不过，假货最终害的还是自己，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萎缩，很大程度上与假货有关系，尤其是茶叶。茶叶的价格是按品种和等级来划分的，一些商人欺负洋人不懂，用低等级冒充高等级，或劣质茶冒充高档茶。
(17)、拉克鲁瓦,《成吉思汗》(LaCroix,HistoireduGrandGenghiz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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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从1713年与黄某谈话到1755年与德梅朗争论，四十余年中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兴趣长盛不衰。这个时期，正是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关于中国的著述大量出版之时。马勒布朗施(Malebranche)、德絮基(DeSurgy)、普阿弗尔(Poivre)等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也出版于这个时期，更不必说1729年问世的西鲁哀特的著作。这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孟德斯鸠都有机会谈到，只是我们目前没有材料加以确证。
(20)、而西方政治更注重“公共权力”.在政治权力监督意识上,西方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
4、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偏见
(1)、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促使孟德斯鸠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因为他读了那些游记。
(2)、光是冲着这份积累，不听一次他的课，都太可惜了。
(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投稿邮箱：cuplpress007@1com
(4)、C.Visdelou(汉名刘应),《鞑靼史》(HistoiregénéraledesTartares)
(5)、 读了以上评价，相信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无法平静，我们既不能护短容不下批评，但也不能任人抹黑、曲解、以偏概全。转发此文，不是为了激发义愤引发争吵，也不是妄自菲薄以洋人之口辱我华夏，只希望能引发思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6)、三百多年来，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科学技术和经济成果都取得了高水平的发展。利马洞带着传教的使命感来到中国，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已经不是崇拜中国，而是对中国发展落后的现状的批判。利马洞说中国的建筑不如欧洲，中国人建造房子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后代。欧洲建筑，特别是公众建筑似乎在努力追求永恒的不朽。中国的算术和几何学也不行。曾经中国的古人精通这个学科，但在教育方面一团糟，永远停留在古人发现的水平上。中国的哲学更差。只有道德伦理和规则，没有逻辑概念的规则。许多道理不是为了理解事情，反而是混乱。但是在坚持伦理规则的问题上，没有人敢犯混乱。
(7)、1298年马可波罗在欧洲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我们的历史课有一些介绍。马可波罗突然把必烈视为“国王”，尽管支配着人民的数量、广大领土和国家财政的巨大收入，但还是让欧洲这些城邦主非常羡慕和崇拜。马可波罗对民间华丽的住宅、城市雄伟的建筑，以及他在社交圈豪华奢侈的日常生活作了“夸张”的描述，当时的西方人认为中国是遍地的黄金天堂。
(8)、不过，孟德斯鸠也说，中国的立法者是明智的，他们并不完全受到气候因素的控制，要把道德从物理的决定性因素解放出来。物理的因素使人倾向于静止，而道德的因素使人远离物理的因素。这样，中国的立法者的目的是便于履行生活的义务，使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都合乎实际。炎热的气候使人懒惰，但是中国的皇帝则鼓励臣民勤劳。“中国的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的仪式”，鼓励人民从事耕耘，给最优秀的农民“八品官做”。“中国汉朝的第三个皇帝文帝亲自耕种土地，又让皇后和嫔妃们在皇宫里从事蚕织。”(100)
(9)、 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起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当然渴望中国成为一个人人皆具美德的美好社会。清代教育家李毓秀的道德说教名篇《弟子规》，以及更早的道德哲学著作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对何为美德做出了精辟的阐述，并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对美德和美好社会的向往。如果这些道德典籍中的美德可以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精神和实际行为，则中国早就成为一个人人具有高尚品德的美好大同世界了。那么，在熟读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历朝历代的大量贪官污吏是从何而来的呢？而他们为何又会前赴后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进一步，没有贪官污吏的大明王朝或许不会灭亡，没有贪官污吏的大清朝或许也不会灭亡！但事实正相反，明清两朝都因熟读四书五经的贪官污吏的大肆横行而灭亡了。
(10)、在孟德斯鸠那里，自由是一个人可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自由的界限是他人自由的边界，因为一个人不得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去侵犯他人同样的自由。(66)按照孟德斯鸠的区分，政治自由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法律，其一是与“政制”相关的法律，其二是与“公民”相关的法律。前者引申出他著名的权力分立理论，后者引申出他的现代刑法理论。
(11)、在政治权力认知方面,中西政治思想存在差异.
(12)、法国王家科学院秘书德梅朗(deMairan)是孟德斯鸠的老朋友，早在1721年，两人就有通信和往来。德梅朗和当时法国的许多学者一样，非常关心中国。他与来华的传教士经常通信。《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收入了在华传教士Parennin(汉名巴多明)在1730—1740年间写给他的信件，信中介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历史和现状，谈到了中国的一些弊病。孟德斯鸠与德梅朗经常讨论中国，直到1755年即孟德斯鸠逝世那一年，他们还因谈论中国时意见相左而激烈争论。事后孟德斯鸠深感不妥，写信给他的另一位挚友古阿斯戈(Guasco)，托其代他向德梅朗致歉，勿使这次争论影响他们的友谊。
(13)、“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系”。
(14)、孟德斯鸠之所以执拗地用中国作为专制政体的典型来确立他的政体学说，当然不是脱离现实政治的纯学术探讨。他的政治理想是王权受基本法和“中间体”限制的开明君主制，他的政体理论就是为这个政治理想服务的。
(15)、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16)、譬如启蒙运动的时候，孟德斯鸠一开始针对的话题为“是国家制度为道德风气所约束，还是道德风气为国家制度所约束？”而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发现自己怎么也避不开地理环境这一重大要素，于是，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地理环境和人的关系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表述。
(17)、其次，共和国提倡节俭，而君主国和专制国必须奢侈。君主国的奢侈是享受自由的成果，而专制国是在滥用奴役谋取好处。孟德斯鸠引用建文帝的话说：“我们很是奢华，连老百姓不得不出卖的儿女的鞋子也要绣上花。”(44)中国的奢华导致了革命，孟德斯鸠说，中国历史经过了22个朝代，每个朝代的开始是好的，开国皇帝们经过了战争的艰苦，他们崇尚品德害怕淫佚，他们保持了品德、谨慎和警惕。但是经过了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成为了“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精神颓废寿命短促，皇室由此衰落。权贵兴起、宦官得宠、帝国灭亡，周而复始，中国“经历了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45)中国经常发生饥荒，由此盗贼多有。当有一个盗贼的军事团体壮大进驻京城的时候，帝国就会消亡。对西方的皇帝而言，如果他在世的时候统治不好，那么他来世的幸福、今世的权力和财富就会减少；而对中国的皇帝而言，如果他统治不好，他就会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18)、弗莱雷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中国颇有研究，懂中文，参加过汉语语法的编纂工作。他曾计划于1715年来中国旅行，后因故未能成行。他与许多熟悉中国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孟德斯鸠的关系也较好。虽然我们不知道孟德斯鸠曾从他那里得到过多少有关中国的信息和材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中国的共同兴趣是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基础之探讨有关中国的问题是他们交往的重要内容。
(19)、孟德斯鸠在其著作中虽然数百次谈论中国，但他却不是那支歌颂中国合唱队的成员。相反，他对中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对中国的政治制度颇多批评和指责，因而引起伏尔泰和魁奈等人的不满，屡屡遭到他们的反驳。论者历来比较注重对中国持颂扬态度的伏尔泰等人的研究，这当然完全必要。但是孟德斯鸠既是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了解和研究中国方面又花费了很大精力，对中国的看法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我们似乎不应对他冷落。本文试图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求教于专家和识者。
(20)、应该说，孟德斯鸠这段对于中国社会“汤武革命”、王朝生灭状况的描述，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5、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评价简单概括
(1)、孟德斯鸠与中国法律的实际连接点，起源于清末的翻译家和改良家。(23)孟德斯鸠的思想，通过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发生了超时空的联系。梁启超撰写过《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他称法国18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有一为卢梭，二为伏尔泰，三为孟德斯鸠：“三君子者，轩轾颇难。而用力之多结果之良，以孟氏为最。”(24)因为三权分立制度的建立、奴役制度的废除和人道主义刑法的确立，都与孟德斯鸠相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可以说是在批判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基础上的革新。(25)可以说，孟德斯鸠的理论是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指导思想之一。不过，近代改良者与革命者更多地受到孟德斯鸠理性主义的影响，而对于他的法律的社会历史观，则相对关注不足。
(2)、第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仅仅依赖于与个别赴欧中国人的交往和早期传教士的文献。资料的不充分和误传削弱了孟德斯鸠论中国法的理论价值，他所理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只是一个想象的中国。孟德斯鸠论中国法并未建立在扎实的历史考据材料上，更可能的是，他为了贯彻他理性主义的理论，为了批判专制制度，选取古代中国作为封建专制的一个靶子予以批判。孟德斯鸠论中国法的可取之处，在于用近代启蒙学者的眼光从宏观上分析和评价一个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开辟了比较法律史的领域。而且，孟德斯鸠对中国法律的否定态度，也是西方学者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一改过去西方学者和传教士对中国的片面颂扬，而对中国专制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3)、首先，大逆罪。中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但是，“不敬”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作为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报纸报道失实，是对皇帝的不敬；在皇帝朱批的上谕上记字，也是不敬，孟德斯鸠统称为一种专制主义，(69)因为“凡是不能够加上其他罪名的人都可被控以大逆罪，因而任何人也就都可以被加上这样的罪名了”。(70)
(4)、没有可以依据的山脉、天险怎么办？他们干脆修了个万里长城，创造了人类文明上公认的奇迹；
(5)、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古老的神话和寓言，就暗示了中国人骨子里“与天斗”的顽强拼搏精神。
(6)、《论法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防止法国向专制政体蜕变的办法，那就是按照他的政体理论，建立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政体理论既然如此重要，他当然要竭尽全力去确立它，完善它、捍卫它。中国既然被认定是专制政体的典型，纵然有一些事实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也就无关宏旨了。
(7)、(法)孟德斯鸠著 许明龙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2月出版
(8)、对于中国专制统治的恐怖和残忍，孟德斯鸠也有论述，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那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第129页上册)“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如何事情都可拿来做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如何家族”。(第194页上册)“有两个编辑邸报的人，因为关于某一事件所述情况失实，人们便说在朝廷的邸报上撒谎就是对朝廷的不敬，二人就被处死。有一个亲王由于疏忽，在有朱批的上谕上面记上几个字，人们便断定这是对皇帝不敬，这就使他的家族受到史无前例的迫害”。“如果大逆罪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第194页上册)
(9)、 人类的道德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宣称有5000年光辉灿烂文明史的当代中国社会，即使不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道德崩塌的社会，中国人道德水平的低下也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原因何在？许多人、也包括许多学者，认为是文革阻断了中国人对传统美德的传承，而改革开放后的商业竞争更进一步造成了中国人拜金主义思想的盛行与道德的沦丧。中国学者与300年前的西方学者孟德斯鸠，孰是孰非？如果孟德斯鸠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一个结论也是明确的：在今天的中国，不但普通民众，即便是学者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都尚未达到300年前西方人的水平。
(10)、孟德斯鸠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有的还颇有见地。问题是他以欧洲人的习俗和心理来揣度中国，所以他的怀疑情绪往往又反映出他的偏见。相反，他对于谈到和听到的中国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诸如饥荒、弃婴、酷刑等等都深信不疑，甚至对中国人间或以人肉为食这类无稽之谈也信以为真。
(11)、孟德斯鸠论中国法(——《论法的精神》与《法意》“复案”之比较研读)
(12)、孟德斯鸠还认为，纵然有了基本法和“中间体”，若无三权分立制以权力约束权力，握有权力的人必然滥用权力，使君主政体蜕变为专制政体。中国的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绝无三权分立可言。因此，中国只可能是专制国家，此其三。
(13)、读了孟德斯鸠的这段话不由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些帝王的惨烈下场以及今天对把特权装进笼子的诱人期待。与此同时，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不能不令人对发生在当前的“宪政之争”事件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14)、对于孟德斯鸠所谓中国人善于欺骗，严复认为是“真可谓中吾要害者矣”。(131)所以如此，在于中西不同的社会观，西方人的自由主义本意，是个人之事，每人有自由，如有侵犯他人自由，那么每个人都有权追究；而中国的信念则是，社会之事乃是国家之事，惟有官方才有权力处理个人之间的纠纷。如果人民想要图谋社会之事，则被视为“不安本分之小人”。在此环境之下，中国人“为诳好欺”就不足为奇了(132)。
(15)、不夸张地说，这门课的份量，绝不是随便就能衡量的。
(16)、今天有完善的禁止制假造假法律，但仍然无法禁绝假货，更何况古代。现代人最直观的古代假货是古董字画，明清仿照汉唐或春秋战国，说起来都算是古董，年代却差了上千年，价格自然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17)、课程按骨架(疆域与城市)、血肉(人口与人物)与神经中枢(帝王与天下)三大类，让你在了解历史现象的同时，也能看见背后的根源。
(18)、 读黑格尔的书，给人这样的印象：中国人人格薄弱，缺乏信仰，成了“家长”庇护下幼稚的“孩子”。因为是“孩子”，又没有对神的敬畏，因此也是最轻松与调皮的。他们无法无天，蔑视秩序，取笑道德，喜欢“造反”。这一切来自于“孩子”的天性，带给“孩子”新鲜和刺激，也加重了“家长”管理“孩子”的社会成本，专制与刑罚成为常事。
(19)、孟德斯鸠先生中国社会的治乱盛衰、王朝更替是这样论述的，他说：“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连续朝代，也就是说，经历了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不算无数次特别的革命。最初的三个朝代历时最久，因为施政明智，而且版图也不象后代那么大。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推翻了耽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因为他们曾体会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了淫佚的有害。但是在开国初的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懒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产，篡位的人杀死或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了第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第103页上册)
(20)、1731年，在华的法国传教士Prémare(汉名马若瑟)将译成法文的《赵氏孤儿》托人带回法国，交给他的好友富尔蒙。这个译本被杜赫德编入他的《中华帝国全志》，初版于1735年，单行本则迟至1755年才问世。可是，孟德斯鸠早在1733年就在《随笔》中记下了他读《赵氏孤儿》后的感想。这就是说，他在《赵氏孤儿》译本出版前读过手稿。而能提供手稿的人只有两个：杜赫德和富尔蒙。现有的材料表明，孟德斯鸠与杜赫德不曾有任何来往，因而，提供手稿的人很可能就是富尔蒙。可见他们的关系确非一般。
(1)、经早年在朱利学校(CollègedeJuilly)求学时的师长戴穆莱(Pierre-NicolasDesmolets)的介绍，他结识了汉学家富尔蒙(Fourmont)和东方学家弗莱雷(Fréret)。富尔蒙对汉学有精深的研究，参加过汉语语法和辞典的编纂工作。他与在华的法国传教士长期书信往来，对中国的情况了解较多。关于孟德斯鸠与富尔蒙的交谊虽未留下文字记载，但有一件事使我们有理由推断，他们的关系相当密切。
(2)、那么在他看来，这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是些什么呢？
(3)、为了应对假钞，专用印钞纸、水印等防伪技术纷纷登场，大大促进了中国印钞技术的进步，领先欧洲好几百年。可即使如此，仍然挡不住造假者的工匠精神，高品质的假钞可以乱真，差一点的也可以用到乡村集市上，反正总有人上当。
(4)、将孟德斯鸠的描述和严复的评论比对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5)、 自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以《论法的精神》为代表的一批西方经典学术名著陆续传入中国。一百年来，中国学人乃至普通民众，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可谓耳熟能详。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亦充满了兴趣，在孟氏的著作中，多处可见对于中国的论述。
(6)、在国内政治法方面，孟德斯鸠说，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如果刑法的每一种刑罚都是由犯罪的特殊性质去规定，都是源于事物的本性，而非立法者的一时意念，那么刑法就是自由的胜利，刑罚就不是对人类的暴行为此，他把邪术和异端罪、男色罪、大逆罪、亵读神圣罪、思想和文字犯罪当作是一种政治的奴役。在这里，孟德斯鸠比较了东方与西方，(68)并特别地提到了中国。
(7)、 黑格尔：中国人喜欢自称“奴才”，觉得生来是给权势者拉车的，逼他们往水深火热中去也会心甘情愿，并认它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8)、第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贫困。虽因人民勤劳，地理和气候条件较好，人民衣可以遮体，食可以果腹，但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几乎毫无积储，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便生计无着。
(9)、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气候决定论；
(10)、▲ Geoffrin夫人的沙龙读伏尔泰《中国孤儿》，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在图中
(11)、这种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太平，是让老百姓勤劳刻苦，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为了太平，便要提倡服从，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属于道德范畴，在中国却具有法律的效力。老百姓既勤劳刻苦，生计也就比较容易得到保障；人民能得温饱，国家也就处于相对的太平之中。他认为，这种融礼仪、风俗、道德为一体的法律是中国古代的君主所制定的，数千年来行之有效，历代的皇帝不得不予以尊重，人民也习惯地予以遵守。所以，中国是一个既无法律又有法律的国家，与其它专制国家不同。
(12)、中国立法者以天下太平为治国的首要目标。在他们看来，俯首听命是维持天下太平的有效手段。基于这种想法，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敬重父亲，为此他们不遗余力。敬重父亲就必然与敬重所有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相关，诸如长者、老师、官员、皇帝。
(13)、课程中的每一节都会围绕历史事件来讲，并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带领我们逐步还原当时的真实场景，在主讲人的引导下，无论我们何时何地戴上耳机听课，都能进入氛围。
(14)、在孟德斯鸠那里，有两个命题是对立的，一是政体的性质决定了法律的性质，二是风俗习惯决定性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法律。对此，孟德斯鸠的说法是：“在不违反政体的限度内，遵从民族精神是立法者的职责。”(115)在这里，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性质仍然优先于民族的精神。但是，他也说，“能以最合乎众人的倾向与好尚的方式引导众人，乃是最完善的政府”，(116)甚至提出“在一国中，风俗总比法律更能造成优秀的公民”。(117)在这里，他又强调了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15)、这门课会从最早的“中国”开始讲起，一直覆盖到清朝，中间跨越了3000多年历史，不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但求抓大放小，为你展现漫漫历史长河中的重大节点。
(16)、一般地说，他们对中国褒多于贬。他们的著作以《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为代表。孟德斯鸠在1734年前后开始阅读《耶稣会士书简集》，而他阅读《中华帝国全志》则在1735—1738年间。
(17)、 中国人没有像样的宗教，如果有“宗教”，也是宣传依赖“天”和各种自然现象。中国人膜拜的“天”是现世的金钱与权势。
(18)、在孟德斯鸠眼里，印度和中国都属于炎热地区。炎热的气候导致了器官组织上的纤弱和精神上的懒惰，因此，心灵一旦接受某种印象，就不再改变，“所以，东方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前的相同”。(95)中国的“无为”哲学格言是：“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但是完善的境界不在于看也不在于听；我们有嘴、手等等，但是完善的状态要求四肢五官都不动。”(96)炎热的气候导致多妻制。炎热的气候使女子容易容颜变老，男人会遗弃发妻而另觅新欢；(97)炎热的地方，人们需要较少，赡养妻子和子女的费用较少，因此，男子能娶多妻。(98)孟德斯鸠的结论是：中国的气候让人们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幅员辽阔的领土加剧了帝国的专制性恐怖。
(19)、1795年法国哲学家康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纲要》中更严厉地批评中国的当时情况是统治者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是满足于人民的服从，不相信需要保障自己统治长治久安的新方法。他们厌恶对真理的追求，甚至抛弃所有世纪验证的科学知识，把人民的精神论置于愚昧和偏见之中。通过这种可耻的行为实现统治的大帝国，长期以来玷污了整个亚洲。也许你可以自己不进步.另外，使用这种思想、文化乃至制度影响了周边国家。日本是亚洲第一个从这种文化习俗中觉醒并积极拥抱西方先进事物的周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