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

1、苏格拉底被杀原因

(1)、苏格拉底死了。柏拉图在《申辩篇》的最后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2)、前415年，雅典民众在亚西比德等人忽悠下通过决议，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邦。在并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且伯罗奔尼撒战争还远未结束的情况下，雅典人又发动了另一场规模堪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的战争，企图吞并叙拉古及西西里岛其他城邦的土地，掠夺那里的财富，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死亡了几万人，连统帅尼西阿斯和德谟斯提尼也被叙拉古人俘虏处死。此役使雅典元气大伤，从此走向败落。

(3)、成为你自己，这是很多人都知道却做不到的一句话。

(4)、对后世来说，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迫害很像一个恰如其分的政治寓言，“腐化青年”和“藐视宗教”这两项罪名十分具有象征意义，即使是在现代国家内，这也是个引起争议的敏感话题。思想可以颠覆一个政府吗？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但什么样的思想够得上颠覆政府的标准？没能能保证自己能给出正确答案。如果真的需要制定一个这样的标准，谁将是制定者和判定者？霍布斯告诉我们国家在事实上既是标准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国家会随心所欲地排除掉任何它认为对自己有害的人和事，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便不能称其为国家。然而即使是霍布斯也承认打着国家的旗号企图扼制人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不明智而且徒劳的，国家只能要求公民在最低程度上做到行为服从。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苏格拉底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他参加过对抗波斯人的战争，他是一个现有政府的批评者，但民主政府只是苏格拉底肆意嘲讽的众多人和事当中的一个，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企图颠覆民主政府的活动或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5)、但是，在孔子那里呢？孔子说话概念不清，逻辑不明，一个“仁”的概念，先后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几乎到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都在就说胡话的地步。

(6)、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下，苏格拉底在量刑阶段的论证义务其实非常之轻。他只须说服陪审团，使其确证控方要求的死刑判决过重，陪审团就必须选择辩方提出的量刑建议。所以，苏格拉底只须在这些不同意定罪的220个人之外再拉到30个人认为死刑判决过重就大功告成了。想想看，对苏格拉底而言，这是不是极其容易就能达成的目标？但最后苏格拉底还是被愤怒的陪审团判处了死刑，可以说，这完全是他自己一心求死的结果。

(7)、苏格拉底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都在进行着这件事情吗？

(8)、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雅典。前四〇三至前四〇二年，雅典通过了一项旨在使两派达成和解的法令。僭主暴政被推翻以后，民主派为了维稳，也考虑到斯巴达可能进行军事干涉，决定不搞秋后算账，而是打起了统战牌，跟寡头派达成了一个既往不咎的协定，以“宽恕法令”形式将之固定下来。据此法令，民主派不得对寡头派提出政治起诉，不得追讨被其没收的财产。这意味着，民主派虽然翻了身，但碍于“宽恕法令”，也因斯巴达威胁，却难以申冤。想要报仇雪恨，就得想法儿绕过“宽恕法令”。

(9)、随后，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直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天才。

(10)、可是这些，对于他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探索人应该怎样生活。

(11)、若不想深穷，大可人云亦云，说他是因为“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处死的。但是这等于真正弄清了事实真相吗？“不敬神”的罪名或许来自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或智术师(sophist)的名声，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智术师，当时都在搞古代条件下的“启蒙”，都在宣扬新潮的哲学乃至“科学”思想，都不那么敬神，至少不那么敬传统意义上的神，故而要指控他们“不敬神”(柏拉图因而不遗余力地为老师辩护：他其实十分虔诚)，并不冤枉。问题是，当时不那么敬神的哲学家和智术师比比皆是，为何单单把苏格拉底揪出来起诉并判死？看来，“不敬神”即使能够充作罪名，也并不具有太大的杀伤力。那么，“败坏青年”究竟指的什么？这听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不大像是一个“合适”的罪名，当事人怎么可能因此成为被告并且被判死呢？可是，恰恰是这个看似不大像罪名的罪名，才真正置苏格拉底于死地。所谓“败坏”，决非简单的道德腐蚀，而包含着致命的政治内含。

(12)、认真说起来，如今我们对苏格拉底这个人了解得也并不太多，津津乐道、翻来覆去的也就那么些轶事。我们总是知道苏格拉底是个不讨喜的怪老头，他从不参与政治，宣称自己是个一无所知的可怜人，却又喜欢在公共场合与那些卖弄聪明的人讨论美德与知识的定义，用提问与质疑让他们的论证陷入矛盾，逼他们承认自己发言中的漏洞，好以此取乐。被苏格拉底驳倒的人常有被羞辱之感。一辈子游手好闲的苏格拉底周围聚集的弟子们多半绝非等闲：有反复无常的天才政客及将领亚西比德，有一度推翻雅典民主的僭主克里底亚斯，还有经历传奇的佣兵首领兼历史学家色诺芬，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还要数阿卡德米亚学园的创立者柏拉图。再接着，我们知道这个好得罪人的怪老头终于被告上了雅典人的法庭，并被五百人的陪审团投票判处死刑，主要罪名是腐化青年和藐视宗教。最后，我们还知道苏格拉底应该是有机会越狱并选择自我流放的，但他没有，理由是他要遵守雅典的法律，无论法律的结果是否有利于他自己。

(13)、所以他选择了死亡，是因为他尊重民主，即便是这种民主伤害到了他自己，但既然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作为公民就需要接受。

(14)、雅典民主还做过其他傻事，仅举两例说明:前四一六年投票决定对弥罗斯岛居民进行灭族性屠杀。这个蕞尔小城不识相，耍滑头，竟胆敢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达结盟，而雅典如此强大，灭掉他们实在是小菜一碟。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军队执行了公民大会决议，杀死了弥罗斯岛所有男子。前四一五年，雅典民众在亚西比德等人忽悠下通过决议，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邦，企图吞并该城邦及周边土地。这意味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还远未结束的情况下，雅典又发动了另一场规模相当的战争，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战死或被俘后被虐待致死者多达几万人，统帅尼西阿斯和德摩斯提尼都被俘虏并处死。此役使雅典元气大伤，从此走向败落。

(15)、西方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爱琴海岸，在那里产生了一批“爱智者”，古代世界最早的哲学家。其中，以古希腊黄金时代的三位大哲学家最具盛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16)、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说，就提到，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信仰自己的上帝的自由。同时规定，人有思想言论的自由。道理只能够靠道理来辩驳，不可以用暴力来干涉。批判的武器不能够代替武器的批判。不能够以民主的名义判处人们思想罪、言论罪与信仰罪。

(17)、在审判的过程中，苏格拉底申辩他一生都在从事哲学，追求知识、美德和灵魂的完善，苏格拉底称其申辩并不是为了避免使自己受到惩罚，而是为了避免议会的错误判决将一个无辜的人处死，从而给判处他死刑的法官带来伤害，也给雅典城邦和雅典城邦的法律本身带来伤害。苏格拉底说道：“法官并不是坐在那里把公正当作一种恩惠来分发，而是要决定公正在哪里，他们发誓不按个人好恶来定案，而是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18)、苏格拉底当时这种让有知识的人担任领导的思想，和雅典当时整个制度的基础，即抽签这种民主方式产生了严重的冲突，等于严重动摇了雅典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所以才会出现政府对他的三项指控。

(19)、然而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雅典人，也能明白企求建立一个由“完人”建立的专制政府的愿望有多么不切实际。苏格拉底一尘不染地站在世界的制高点，轻易地将几代雅典人在充满挫折、牺牲与反复实验的探索道路中所跌跌撞撞求得的宝贵政治经验否定——没有多少思想家会认为这种批评是得其要领的。苏格拉底否定的其实不单单是雅典的民主，而是人类的社会性、政治性、正义感以及自我治理的可能性。如果苏格拉底在现实中从未发现过一个适合做统治者的人，那么人类最好还是退回到黑暗的洞穴中去，去过朝不保夕的生活。如果一定要在现实世界找到一个令苏格拉底勉强满意的制度样板的话，斯巴达可能算一个。苏格拉底不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斯巴达独特而神秘的社会制度报以赞誉之辞的学者。斯巴达给人的印象是保守乃至静止的，社会被统一在一套单调的纪律当中，没有诗歌，没有戏剧，公民生活维持着最低限度的朴素，个性是不被允许的，个人绝对服从于集体，国家就是一座大军营，所有人的神经都时刻紧绷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迷雾中的斯巴达的形象愈来愈理想化、抽象化。对于任何时代的理论家来说，对简单、纯粹与永恒的向往永远都是一副迷人且危险的致幻剂。

(20)、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在当时雅典实在属于另一个时代，在那里，今人熟知的公民权利并不存在，良性的政d政治远未开出，保障个人权利的重要机制如宪法、法治、代议制度、分权制衡、私有财产权、独立法官制度、辩护律师制度、信仰自由等，都远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对苏格拉底的处置虽未必公正，却是合乎法律的。但与其说他被判死，是因为“败坏青年”、“不敬神”，毋宁说是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确切地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派的政治报复。假如此时雅典的政制已进化得较好，公民权利已能得到较好的保护，作为对僭主暴政只负有间接责任的他，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放逐较为合适。但此时的雅典民主毕竟仍是一种粗糙简陋的氏族民主，一种野性未泯的原始民主，不可能这么仁慈。以基督教兴起后兴起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包括雅典民主派在内的希腊人智商虽高，大体上却仍是一些不知慈悲为何的野蛮人，要让他们以德报怨，不切实际。

2、苏格拉底被谁判了死刑

(1)、圣哲们不同的死法，对后人，对文化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是的。追求现实物质快乐的中国圣人，他们在世时已经把人类的快乐享受殆尽，给后人留下的只有灾难与痛苦。而西方的哲人，以自己的生命为真理与人类而殉难，使后来的罪恶与灾难望而却步。因为，有先哲巨大牺牲摆在那里，无形中成为后人的精神力量。这种无形的精力力量告诉人们，理想的人类社会，需要后人持续不断地努力争取与博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要靠自己去争取。生命很宝贵，但是，人的生命内涵主要是精神内涵。

(2)、苏格拉底的名声固然是由柏拉图一类拥趸构建起来的，但在文明史上，一个大哲人竟然被国家法庭判刑处死，终究还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

(3)、     因为唯一的标准是陪审团的投票，又没有权威的刑侦机构对事实进行科学的甄别，所以当事人的辩护就变得至关重要。辩护辞往往都是事先写好的，或自己写的，或请专业的高手代写的。于是，法庭辩护就成了演说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辩辞不仅讨论案件本身，而且往往对自己的贡献或品德大大夸耀一番，以博得陪审团的同情。 

(4)、古希腊哲学大抵分为三个时期：自然哲学时期(又称前苏格拉底时期)、苏格拉底时期、后苏格拉底时期。

(5)、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苏格拉底真的死于雅典陪审制吗？

(6)、可是他越探索，越发现这个问题不比天上的哲学简单，甚至还要更复杂。

(7)、伯里克利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与政治家，以他被冠予雅典第一长舌的口才，领导着雅典人民抗击着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队的进攻。然而，祸不单行，当斯巴达为一方的军队在公元前429年再度入侵雅典时，城内却爆发了一场瘟疫，不仅伯里克利本人染病而死，雅典的军队与人口也锐减大半，在此之后，雅典人在与对手的交战中几乎没有取得过一场胜利。但后人们对伯里克利议论与肯定最多的，是他对雅典的政治与经济作出的贡献。在当政期间，他积极推动着政治民主化改革，扩大雅典民主机构的公民大会的权利，制定宪法，废除选举官员的财产资格限制，把梭伦创建的初级民主制度的进行了更加完善的修正。可尽管雅典的民主政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民参政的范例，它的运做却异常复杂与古怪，因此雅典民主政体为以后人类民主制，奠定的更多是它全民参与的决策模式与多数人议政的可能性，而非是它的具体运做机制，总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伯里克利领导的雅典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苏格拉底就诞生于此时。

(8)、于是，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们的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最终自己饮下毒酒，平静赴死。

(9)、这些部落精英都是苏格拉底朋友圈的重要人物。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回到前四〇四年。是年，雅典在持续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败投降，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雅典人被迫拆毁防御性“长墙”和数百艘战舰。接下来，斯巴达在寡头派中指定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战后雅典制定法律法规。但这些人组成小集团，大搞恐怖政治，不经审判便对民主派大开杀戒，抄没其财产，并将很多人放逐。把民主派赶尽杀绝后，他们便在内部杀起温和派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首脑人物正是克里提亚，柏拉图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为其头号帮凶。

(10)、孔子也不喜欢能言善辩的人。他自己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说得很少，而且要求别人也必须少说。少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弄得城府很深，可以装神弄鬼。因为言多必失，一言兴邦，一言废邦。因此，“子欲无言”，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因此，后来中国就有了一个成语：“贵人语迟”。其实，中国圣人选择接班人的规则，其实就是一个愚昧的标准，也是禁锢思想言论自由的祖师爷。在这里善于讲道理，充满活力，充满智慧，却被孔子认为不仁，而那些愚昧、愚忠、死板，三脚也踢不出一个屁的人，却被认为是“近仁”。鲁迅后来感叹:为什么中国人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一副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查一查，原来都是孔圣人惹的祸。

(11)、要知道，首先，在当时，根据雅典法律的规定，其实苏格拉底是可以拿罚款抵消死刑的。

(12)、且重点在于，其实最后的审判中，根据“当时人”的记载，雅典审判团其实对苏格拉底进行了两轮的审判，且法庭给予了他充分的申辩机会——根据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录(收录于《苏格拉底的申辩》)，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用最简洁有力且通俗易懂的方式，一一驳斥了所有控罪。

(13)、                           

(14)、苏格拉底初次申辩结束后，500人议会进行投票表决，以281票对220票判决苏格拉底有罪。接下来，苏格拉底再次发言，当时苏格拉底可以提请用交纳罚款来代替死刑。但苏格拉底说道：“我从来没有过过普通人的平静生活。我不关心大多数人关心的事，挣钱、有一个舒适的家、担任文武高官以及参与其他各种活动。……一个穷人成为公众的恩人，把时间花在对你们进行道德训诫上，怎样对待他才是恰当的？只能由国家出钱养他，此外没有更恰当的办法……”

(15)、由于希腊民主是一种原始民主，现代专业法庭和职业律师根本不存在，所以不仅任何公民可起诉任何被认为犯法之人，而且从理论上讲，任何公民都可在民众法庭上发言，揭发控告任何个人的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任何手握权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监督和制约。从权力应当受到制衡这一民主原则看，普通公民监督并约束公职人员以防止其滥用公权，乃天经地义，但在粗陋民主样式的实际操作中，任何担任公职者，无论贤与不肖，随时都可能陷入被动和危险。不仅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而且判决结果取决于一个多达五六千人的超大“陪审团”的投票，而非专业律师和法官的理性辩论和协商。

(16)、柏拉图虽然崇拜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但事实上，他和苏格拉底是类型完全不同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更多的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柏拉图绝对是理想主义中的最理想主义者。《理想国》里面他设计了完美世界的蓝图：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王国，人们爱好智慧，以追求善的理念为人生的意义。

(17)、对于苏格拉底为什么会得罪民众，可以进行一下更深的解析，当然这是施特劳斯的观点。苏格拉底所惯用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剖析事物的方法，苏格拉底之所以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父，不是因为他创建了哲学或者是第一提出哲学性问题的人，在苏格拉底前，希腊已经有很多哲学家致力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对世界本原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苏格拉底不想沿着以前的哲学的路线走。他提出了一个命题，既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实际上为西方哲学的未来与发展暗暗规定了一条路线。认识你自己，它不只引发了哲思方向的转变，更引起了一场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前者表现为苏格拉底把希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把人们对自然与世界的考察转变为对人的心灵与与伦理的考察，后者则表现为试图从各种词汇中规定出一个普遍性与确定性的概念，既把理性精神。然而，想要在民众的这些词汇中提炼出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定义，必然会瓦解这些词汇在每个人脑中原来的定义，当然在苏格拉底质疑的全部词汇中，有一些无关紧要，而有一些词汇则不可质疑的，苏格拉底正是命葬于后一些词汇手里。这后一些词汇是法律、习俗与宗教信仰，这些词汇维系着城邦的稳定，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谈话或者是理性把这些词汇统统解构了，顺理成章，他本人自然成了可能威胁雅典人民与城邦稳定的危险人物。要知道，法律习俗与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在群体生活中慢慢约定而成的，它无法被理性重构和把握，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按照理性的精神建制的，而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哲人们，思考事物的本质与形式是他们的使命与天性，作为缺乏理性根据的习俗与法律便不可能逃脱他们的质疑。

(18)、于是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280票赞成对220票反对，由此可见，在听取苏格拉底的申辩之后，其实很多人是支持他无罪的。

(19)、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中描绘了苏格拉底喝下毒药后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摸了一下自己，说等要离抵达心脏，他就完了。他已经开始变冷……说出了最后的话，”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比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替我还上“……这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的结局，我认为他是他时代中所有人中最优秀、最睿智、最公正的人。

(20)、后人们一直争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苏格拉底不离开雅典，因为雅典曾明确表示过，如果他们的处理与判决不能使苏格拉底感到满意，他完全离开雅典，避免死刑，而如果他不选择离开，就必须接受雅典法庭的判决。

3、苏格拉底被谁处死

(1)、在中国，自古以来,苟且偷安的人实在太多，只要看看孔子的生活方式就不难理解。中国动辄杀伐，草菅人命，只要看看孔子做一个小官，上任仅七天，就捏造五条罪名杀害无辜的少正卯，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孔子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是他的自由，可惜他偏偏被弟子、后人奉上了圣坛，而且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的第一圣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奉若神明，不可越雷池一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2)、看来，不讲政治，就不可能知道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原因。苏格拉底不仅是个哲学家、道德家，多少也是个政治人。他之被判刑处死，是在西元前三九九年，即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投降后的第五年。此时，激进民主派与贵族寡头派的冲突主导着整个希腊世界，数百个城邦大致分为民主制与寡头制两大政体。而所谓寡头制，按现代标准仍是民主制，或不那么激进的民主制，斯巴达政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3)、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雅典人抓住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成为傀儡政权首领这个把柄，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把他送上法庭。

(4)、苏格拉底比较倔，为了证明神谕的错误，他就始终辩论，辩论越多，得罪的人就越多，吸引的人也越多，年轻的人愿意跟在他身边，看他怼别人。

(5)、他解释说：我一辈子都在研究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并为维护正义付诸努力，除此之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辩护。

(6)、苏格拉底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逃避死亡会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他逃亡后雅典将再没有好的导师可以教育人们了。

(7)、他相当于西方的孔丘，不仅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新的时代，还因为他们都一样没留下任何作品，他们的思想都是通过弟子记载下来的。

(8)、但是，孔子呢？孔子时代有公共影响，有批判精神的少正卯却被孔子上任司寇七天，便捏造了五条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这一杀便开了中国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先河。他自命不凡，说自己“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一副装神弄鬼的样子。似乎人只要苟活到了足够的数岁，比如七十岁就能够上达天听，顺乎自然了。其实这只能够是自欺欺人而已。

(9)、公元前4世纪，雅典某个监狱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即将被处死。

(10)、还记得《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兰德吗？

(11)、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苏格拉底当时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现在死了反而好，免得将来为老年疾病所困。所以你看，在一个有利于被告人的表决规则的影响下，苏格拉底放弃了这样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的死，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雅典陪审制度。

(12)、陶渊明前半生为了生活，在官场进进出出，可是每一次进入官场，总是不开心，在彭泽县任职期间，上级要来视察工作，同僚告诉他，应该穿衣打扮，摆出笑脸，列队欢迎。

(13)、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早年在柏拉图学院学习，后来受马其顿国王征召，教授13岁的亚历山大学习希腊文化。亚历山大出征后，他回到雅典创办了自己的学校。

(14)、但是雅典在那个时代就实现了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被告完全可以在定罪阶段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进行无罪辩解，等到定罪结论作出后，再集中精力为自己进行量刑的辩护，在两个阶段都可以无所顾忌、充分展开辩护，从而有效避免了两个程序合二为一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尴尬。分析到这里，你还能说它的司法制度就真的那么落后吗？

(15)、五四以来国人一直崇拜希腊民主，甚至崇拜一切希腊事物，这使很多人对希腊民主的缺陷视而不见。事实上，激进民主于前6世纪末兴起以后，雅典精英刻意迎合群众，使后者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几千人聚集在公民大会上以公投的方式选举领导人，以公投方式就军政和外交大事进行表决，而且在民众法庭充当“法官”兼“陪审员”，几百至几千人以公投方式对被告做出生杀予夺的判决。于是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客蒙、米尔提亚德等杰出的军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伯里克利虽侥幸逃脱了死刑，却仍被控为窃贼并被罚款；指挥阿吉纽西海战大获全胜的八个将军凯旋后立即被判死。当然还有苏格拉底被判刑处死。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不久，主要起诉者之民主派干将美勒托本人也被判极刑，被乱石砸死；八将军被判死刑后(其中六人被执行)仅仅几天，起诉他们的人也被处死。这难免让人想到雅各宾暴政。

(16)、     审判的程序同样复杂而民主。不同于现代，雅典的法庭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组织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其例为：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竞争当年陪审团成员，而后抽签从自愿者中挑选出六千人，作为当年陪审团成员。如遇有法庭开庭之日，城邦官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桩案件所需陪审团规模，从五到二千人不等，然后从六千名陪审团成员中抽签选出当日所需陪审员总人数。开庭之前，再以抽签的方式将这些陪审员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其运作过程复杂得令人匪夷所思，但用来抽签的石嵌存留至今，又令人不能不信。另外，雅典人之所以发明这套东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贿赂。首先，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些陪审员会参与审判你的案件。其次，你也不太可能将全部六千名陪审员悉数贿赂。当然，陪审员的众多还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公民直接而广泛的参与。陪审员每次出席审判，都可得到一小笔报酬，大约能够维持一家人一天的生计。那些较为富有的公民大概是不会为了这点报酬而在法庭上耗度一日的，除非案件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17)、其实，孔子生前就喜欢这样的学生，而颜回正是这样的学生，只喜欢拍马，不懂得质疑，脑袋瓜子被教成了一只呆头鹅，终于被教得“短命而死”。这也为中国社会中的人文氛围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因为，孔夫子圣人的中国，不需要民主，也不需要法治，不需要国会，自然不需要能言善辩的国会议员。至今仍然不需要，即使有所谓的人民代表，也只是需要“木讷”，因为他们就是被指定的举手的工具与投票的机器，并不需要演讲，也不需要辩论，因为有圣人早已经“一言以蔽之”了。这不是偶然的。要是苏格拉底与孔子在鲁国相遇，孔圣人也许要杀的人就不是少正卯，而是苏格拉底了。因为孔子杀少正卯的那五条莫须有罪名，强安到少正卯头上多少还有一些勉强，但是如果安在苏格拉底头上，就是十分恰当了。有趣的是，西方哲人被杀，中国圣人杀人。这就是中西文化源头的截然不同的地方。

(18)、苏格拉底死了，可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却永远影响着我们。

(19)、500人的陪审团，票数差距是60票，如果苏格拉底真心想说服陪审团，以他的口才，只需要改变30个人的想法就足够了，而这对他其实并非什么难事。但是他选择了放弃，反而一心求死。

(20)、耶稣是为世人赎罪的圣贤，他是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思想为底色的文化标识。而苏格拉底则是为追求真理而献生的人，他是西方哲学世界的象征。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没有一个人的影响力能与苏格拉底比肩。

4、苏格拉底是被投票投死的

(1)、尽管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但要起诉，总得有个理由。此时，民主派人士胸中的复仇火焰远未熄灭。更糟糕的是，克里提亚、亚西比德等对城邦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苏格拉底怎么说也难辞其咎。但要直接指控他参加了寡头派的屠杀行动，说他与克里提亚等相勾结，杀戮民主派，既证据不足，又受“宽恕法令”掣肘。必须找到一些不像是政治起诉，却有杀伤力的罪名。既然苏格拉底是哲学家或智术师，有新潮“启蒙”言论，“不敬神”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罪名？

(2)、    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其时，雅典人正在装点海船，准备次日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 

(3)、他的一个朋友问德尔菲神庙的神谕，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4)、这话就是说，你们不要老想着什么名啊利啊的，你们的灵魂比这些东西更重要。

(5)、苏格拉底的童年是在雅典的黄金时期度过的。伯里克利作为当时的雅典执政官，是雅典的辉煌与盛世的缔造者，因此后人们常把雅典的黄金时期直接叫作为伯里克利时代，从公元前461-公元前429年，历时32年。

(6)、审判苏格拉底的时候，由陪审团的500人投票决定是否处死苏格拉底。

(7)、苏格拉底生的平凡，死的凄美，被审判死刑，反映了古希腊直接民主的弊端，民主的滥用，暴力民主……

(8)、即便在临终之际，苏格拉底也不想欠这个世界任何东西。他欠这个世界的东西已经委托别人偿还，但是，这个世界欠他的误读和曲解呢?

(9)、直接因素是:公元前399年，三个公民起诉苏格拉底，经过陪审团的审判……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10)、苏格拉底把教师比喻为“知识的产婆”，苏格拉底方法——问题法，也被人们称为“精神助产术”(产婆术)，对于西方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中国古代孔子提倡的启发式教育相类似。……

(11)、苏格拉底没有抱怨，没有大吵大闹，依然很平静，他问监刑官该如何做，对方告诉他，喝完毒酒，最好在狱中散散步，有利于毒性发作，等到毒性发作之后，再躺下。

(12)、于是，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他甚至古板到以“尊重雅典法律”为理由，竟然连友人、学生为他“设计”好的避难(逃亡)之旅都不做，而平静赴死。

(13)、     然而，对雅典人来说，这桩案子非但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它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整个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的法律来审判的。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显然是依法提起公诉。在《欧提弗罗篇》(Euthyphro)之首，苏格拉底说他正要到“王者执政官”处应美莱特斯之诉。这位王者执政官是专门负责有关敬神的事务的，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因此需要到彼处备案。至此，案件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14)、苏格拉底听说后，非常惊讶，他不知道自己聪明在哪，他就想证明，神谕错了。

(15)、感谢您的阅读！《法律经济学》主张“科学求真，制度求效”，每日推送一篇法律经济学领域经典通俗文章。

(16)、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总是不屑、讥讽来看，苏格拉底显然不是民主派，或者说，其政治立场与寡头派相同或相近。这个派别里虽有少量的中产分子，但其核心却是部落贵族。苏格拉底本人虽出身平民，父亲为石雕师，但他的弟子和朋友却多为部落贵族，也多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苏格拉底的仰慕者亚西比得，以及柏拉图本人、色诺芬、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劳孔等。以此故，说他身边聚集了一个贵族寡头派的“圈子”或“小集团”，是符合事实的。

(17)、其间，弟子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约摸一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

(18)、柏拉图是第一个建立了完整体系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囊括了“天上、地下”，不仅是哲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也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个巨大的门柱。

(19)、以至于这个判决结果，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苏格拉底是人民公认"该死"之人，要知道虽然出于历史的局限(不可细考真正"公民"身份)，但当时的雅典陪审团，理论上是通过抽签随机，由500名"任意"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员。

(20)、为了找到答案，他不喜欢大自然，反而喜欢到人群里去，因为草木无情，教不了什么，可是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却能教他很多。

5、苏格拉底被谁害死

(1)、他的富豪朋友想方设法，企图帮他越狱，就算倾家荡产也愿意。

(2)、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信仰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

(3)、大家不是害怕即将到来的死亡，不是遗憾自己活得太短，而是遗憾一辈子没有“好好活”。

(4)、僭主统治激起了强烈反弹，流亡在外的民主派积蓄力量，很快卷土重来，与寡头派在雅典城郊展开激战，寡头派败北，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均在战斗中被杀。这时，斯巴达方面见寡头派不得人心，也出于牵制正迅速崛起的底比斯的考虑，没有进行干预，而是默许雅典恢复民主政体，民主派遂得以复辟。僭主暴政只持续了八个月，但期间以种种罪名杀害的雅典人竟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人数相当。

(5)、苏格拉底发言完，500人议会再次就量刑问题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

(6)、倒也不奇怪，那些青史留名的大思想家多半是些不识时务的家伙。孔子把中国未有过之变局视作礼崩乐坏，心心念念是故周旧制，当然不招待见，被人讥笑是“丧家犬”竟也无言以对。孟子的遭遇要好一些，倒是没被人撵过，各国政要对孟子算客气，但对他的“仁义道德”，大家多半也是左耳进右耳出，听了也就听了——对思想家来说，没人理大概比被人骂更难受。柏拉图比苏格拉底惜命，后者殉道之后前者便逃离了雅典，但柏拉图终其一生都未停止过表达自己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厌恶。至于苏格拉底本人，众所周知，他也是个雅典政府的公开批评者。

(7)、最后的结果，已经可想而知。在量刑阶段，同意判死刑的陪审员有360人，不同意判死刑的140人。也就是说认为他不但有罪，还认为他应该被处死的人数在苏格拉底的几番操作后，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人。

(8)、他在申辩中说，自己一生，做的事情都是正当的，如果人家要他闭口就可以放过他，他也绝对不会答应。

(9)、这种定罪量刑程序分离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定罪和量刑程序是合二为一的，这就会导致量刑反制定罪的现象发生，也就是以量刑结果为导向回头寻找合适的罪名，这样就严重违背了司法的规律，产生“欲加之刑，何患无罪”的司法乱象。

(10)、苏格拉底可能算不上一个太有眼光的政府批评者。雅典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我们也看到雅典的力量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回复，这一切很难说不与雅典的政治制度有关。如果我们再将目光放长远一些，我们还能看到，在被马其顿和罗马吞并之后，雅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西方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它是大学城和艺术的中心，即使在罗马时代，雅典城依然保持着其开放包容的风气。反观雅典曾经的劲敌斯巴达，早已悄无声息地湮没于历史当中，甚至没有留下几篇值得回味的诗歌戏剧，或是一栋能供后人瞻仰的公共建筑。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明确，雅典的衰弱大概不能全然归咎于其自身的原因，雅典走在罗马之前，罗马又吞并了雅典，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过如此罢了，一个国家能辉煌几百年，自然总有衰弱的一天，后人能从其中得着教训自然是好事，但最好不要过度解读。苏格拉底批评雅典制度的那些嘲讽也不全然落在了点上。

(11)、但是，作为西方的第一哲人的苏格拉底却没有这样的好命。作为西方基督教的精神象征的耶稣基督也没有那样好的运气。苏格拉底直接被人以“不信国家的神，教坏青年”的罪名被法庭判处了死刑，死法是被喝毒药而死。耶稣基督死得就更惨烈，他代人类受过，为了赎人的原罪，而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虽然三天之后复活，但是，就现实中的人而言已经是死而不能够复生。

(12)、直到监刑官把毒酒递给他，他还平静地问，能不能用一点酒，祭奠一下神明。

(13)、  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斯东甚至天真地提出，如果苏格拉底以言论自由为辩护的根据，他就可能找回自己的清白。也许苏格拉底比谁都明白，他的同胞们是不会把言论自由当回事的。     

(14)、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但却与当局统治相向。1787年达维特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

(15)、他先后几次上战场，是战场英雄，可是他并没有沉迷于名声，就算在战场上，他也随时思考，随时寻找。

(16)、以上提到的部落精英都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们是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却不能说是直接原因。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回到西元前404年。这一年雅典在持续了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败投降，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雅典人被迫拆毁防御性“长墙”和体现其海上霸权的数百艘战舰。接下来，斯巴达在寡头派中指定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战后雅典制定法律法规。但这些人并不好好制定法律法规，却组成一个小集团，大搞恐怖政治。他们不经审判便对民主派大开杀戒，抄没其财产，并将很多人放逐他乡；把民主派赶尽杀绝后，便在自伙儿内部杀起的温和派来。此即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其首脑人物正是克里提亚，柏拉图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为其头号帮凶。

(17)、苏格拉底的态度，在陪审团看来，就是一种挑衅。

(18)、苏格拉底究竟是因何罪名而被判死刑？是因“败坏青年”、“不敬神”？如果是，“败坏青年”、“不敬神”是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如此重罪？如果不是，他究竟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因何种言行而获死刑？他的死是可以避免的吗？

(19)、以我的现状而言，年纪又大，跑得又慢，已经被二者中跑得较慢的死亡追上了，而我的原告虽然身手敏捷，但由于行不义之事而被跑得较快的罪恶追上了。我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将去受死，因为你们已经判我死刑，而他们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事实本身判明他们堕落的、邪恶的。他们接受他们的判决，就像我接受我判决。”(同上书，第29页。)还说：“如果人死时毫无知觉，而只是进入无梦的睡眠，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奇妙的收获。”(同上书，第30页)最后苏格拉底说：“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同上书，第32页)

(20)、     或许又有人会问，对于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对权威人士的尊敬，仅以区区罪名，即判以极刑。 

(1)、那么，当时审理苏格拉底的500名陪审员中，究竟有多少人投票支持他无罪呢？

(2)、首次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影响深远……

(3)、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对雅典民主作一番考察。事实上，西元前5至4世纪的激进民主是苏格拉底审判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何谓“激进民主”？此即democratia。从字面上看，它很像democracy，但内涵大为不同。这是一种由民众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等机制直接行使军事、政治、法律、外交等大权的氏族形态的民主。这种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最大区别是：公民不仅参与军政首脑的选举，而且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而在现代民主中，公民只选举出议员和行政首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参与也不可能参与决策(公投是例外，但极少举行，不像在雅典是家常便饭，即主要决策方式)。换言之，希腊民主是直接民主，而现代民主是间接民主或议会民主。直接民主只有在国家规模很小的条件下方可能存在。

(4)、“我试着劝告你们每一个人，不要老惦记那些有实际好处的事物，要时刻想想你们的灵魂。”

(5)、     法庭上的审判同样不同于现代，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6)、可能正是因为如今的我们对苏格拉底的了解太过有限，才让苏格拉底的历史剪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种符号与象征。苏格拉底喜欢质疑，喜欢提问，喜欢否定一般人观念中的常识，他鼓励周围的人思考世界的真相，却从来不揭晓标准答案，这是如今的我们所推崇的思想自由。苏格拉底的死即是殉道，雅典不惜违背自由的原则，让一个人仅仅因为自身言论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的死成就了苏格拉底，别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7)、     因此，陪审员主要是由下层公民组成的。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五百人组成，显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案。较大的案件会有多达二千人的陪审团，而重大的案件则往往由公民大会直接审判。   

(8)、苏格拉底看待雅典的眼光与我们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他从来没有劝说过雅典人改变自己对盟友刻薄寡恩的态度，也没有批评过雅典在外交事务所行不义之举；除了嘲讽民主制度本身以外，苏格拉底再没有进一步说明民主究竟给雅典带来了怎样的危害，是削减了国家的财富？抑或是危害了国家的安全？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一切政治现实不过是有关正义之问题的表象，执意纠缠其中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将自己的灵魂从纷乱的现实中抽离出来，一心关注形而上学，才有可能获得对于“正义”的真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统治的人，凡夫俗子皆应当无条件服从于这个“哲学王”。若柏拉图所言不虚，则苏格拉底所倾心的王政可能比僭主政治还要极端，因为即使是僭主也不敢宣称自己理应得到全体人民的无条件服从。

(9)、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然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殊为不同。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显而易见，民主政治即人民的统治，强调的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近乎绝对的平等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体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群体，个人完全被隐去了。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在理论上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多被称为“纳税人”(taxpayers)，时而也称为“公民”(citizens)，几乎不用“人民”这一集合概念。在英文中，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公民”，所体现的都是由个体而组成群体。其中个体有所显现，未被完全隐去。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却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    

(10)、不过据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并没有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而是同意支付三十米那赎罪金。之前他甚至胆敢提出，应宣布他为城邦英雄，在“普吕坦内昂”里为他供应伙食直至去世。“普吕坦内昂”乃何地？雅典城邦神社大厅，里面燃着长明邦火，至为神圣，能在那里受公家供奉者，不是奥林匹克冠军，就是为保卫城邦立下赫赫战功者。苏格拉底恬不知耻，说他应该在“普吕坦内昂”里享受供奉或英雄待遇。是可忍，孰不可忍!几百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群众是可以随便挑衅的吗？之后苏格拉底又说，他愿意支付一米那赎罪金，且只能这么多。一个米那!这不又在羞辱法庭？柏拉图等急忙叫他答应付三十米那，由他们担保付清，但所造成的影响已覆水难收，与之前所说在“普吕坦内昂”享受供奉云云的后果同样严重。凡此种种使法庭上很多人尤其是民主派强硬分子相信，被告简直是在捉弄他们，羞辱他们。很多人本来倾向于中立，现在见他不识好歹，便改变了立场。结果苏格拉底即便表示愿支付三十米那赎罪金，在第二轮投票中，赞成判死者仍然比第一轮投票判其有罪者多出了八十人，即三百六十人对一百四十人。至此苏格拉底的牺牲几成定局。

(11)、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特点是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起源)、法律至上、轮番而治、公民意识、直接民主……

(12)、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苏格拉底的死是雅典政治史上不可洗刷的污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说雅典的民主真的只是冠着自由开放的虚假头衔的暴民政治。当苏格拉底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并讽刺雅典政府时，雅典正经历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群众的神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比面对战争带来的威胁时更加脆弱且敏感。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关于希腊世界的霸权争夺战，也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念间的全面斗争，雅典所代表的民主与斯巴达所代表的寡头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它引起的阶级仇恨与国家冲突在破坏性方面可能远胜于其他国际矛盾，摆在对立双方面前的不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而是被精心修饰过的普遍正义感与责任感。漫长的战争撕裂了整个希腊社会，失去冷静的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执着逐渐走向极端：如果一个城邦采用了民主制度，那么它无疑是我们的朋友；如果这个城邦是寡头制度，那么它一定是敌人。在战场上，雅典人最终输掉了整场战争，雅典一度被暴虐的贵族寡头所接管，但事实证明雅典的民主制度远远比雅典的海军更难消灭，顽强的民主派很快就推翻了寡头。

(13)、他不止这么说，而且就是这么做的，他在监狱里和人家谈论神、谈论灵魂、谈论永恒，也谈论死亡，宛如常人。

(14)、那么，苏格拉底又为什么要一心求死呢？苏格拉底出生在雅典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雅典实行民主制，用抽签的方式选择领导人。而苏格拉底痛恨让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登上领导的席位的雅典的民主体制，他坚决主张必须要让具备相关知识的人做相关的事情。这个道理，就像必须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才能做法官，必须考取驾照才能开车一样天经地义。

(15)、     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而且，苏格拉底并不是唯一一位因其言论而致罪的思想者。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西娅本以开妓院为业，但却是一个少有的富有智慧的女性，即连苏格拉底也常常带着弟子拜访她。她也曾被一名喜剧诗人指控对神不敬，只是在伯里克利的百般哀求下才免于治罪。不过也因为此事，雅典人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凡不信神或教授有关宇宙的理论者，都将遭到起诉。另一位同伯里克利相关的人物是哲学家阿拉克萨戈拉，他是伯里克利的老师兼密友，同样受到起诉及被判死刑的威胁，这一次连伯里克利也保不了他，便安排让他匆忙逃离了雅典。 

(16)、如果他赢得这个官司，就是他所蔑视的雅典民主的胜利，因为这个体制并没有迫害这个城邦的英雄人物。所以他要不断挑衅陪审团，以死证明雅典民主是错误的，而无罪释放只会证明他反对的东西的正确性。

(17)、但这个罪名毕竟不够给力，得有些尺度更大的罪名才行。既然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德等一大批贵族青年追随苏格拉底，后来又对城邦犯下了大罪，为什么不能说他“败坏青年”？我们并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屠杀民主派才起诉他的。但这种指控看似绕过了“宽恕法令”，却毕竟仍有点牵强。起诉者既不敢把真实动机抖搂出来，只好将就用一个看似间接的罪名。这应该是第一轮投票判他有罪者不占多数的主要原因。

(18)、                          

(19)、有一天，我的儿子长大了，若不致力于学问，只是一个为了金钱疲于奔命的人，那我恳请你们处罚他。

(20)、人终究会死，这是没法选择的，但是以怎样的方式去等待死亡的降临，这是人可以选择的。

(1)、其实翻开柏拉图全集，开篇第一篇就会弄清其中的原委。苏格拉底是被处死的，他的死是通过民主的途径，用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时参与投票的人数达到五百多位。赞成处死与反对处死的票数也极为接近，按照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双方只差了30票而已。就是相差的这30票，最后要了苏格拉底的性命。

(2)、苏格拉底企图将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下，他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他真正的兴趣是伦理学。苏格拉底虽然相信神，但和孔夫子一样，他反对人们研究神，认为这是对神的大不敬。讽刺的是，苏格拉底最后被处死其中竟然有一项罪名是亵神。